今日好稿丨千年摆手舞“摆”上世界舞台

也看到了道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需要认真把握。

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。[30]这里要申明一下，我们这里把这个过程浓缩了，为了说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法律的影响。

但是，恶的对立并非只有暴力冲突一种形式，尤其在商品货币关系中，仿冒伪劣，弄虚作假，威逼，欺诈，利诱，失信，失误，失时……都可能形成恶的对立，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逐渐增多，这种恶的对立越来越成为法律中的主角，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，权利意识和权利维护成了法律的主要对象甚至唯一对象，这里含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正当性。于是孔子称道其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从观察者的身份而言，一个是历史学家，一个是经济学家，一个是文学家。[15]一整套适宜的法律法规，因应于商品经济而生，又反作用于生产方式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。一 秦法的偏失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重大变化及国富兵强，我们前面已有所论及，其中特别推崇的是开阡陌封疆，因其暗合于生产方式的发展，代表着历史的进步。

全是为统治者考虑，在这一思路下，要说有什么仁心仁术，是不可能的。[31] 这个过程也有反复，当一个国家不能保证商品货币关系的正常发展时，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。但声名远播、流传于世的《唐律疏议》是唐高宗时的《永徽律》及其《律疏》，《永徽律》其实只是《贞观律》的翻版，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，真正有重大意义的是《律疏》，参与《律疏》撰写的有十九位大臣，为历代修律之最，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源流、原则、律义作了阐释，其文字比法律正文多上数倍，附之于律文之后。

[57]到了南北朝时期，有个在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刘勰，却也谈到：圣人之为治也，以爵赏劝善，以仁化爱民，故刑罚不用而太平可致。郑国的子产铸刑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，成为成文法公布的第一人。治未形，睹未萌者，君子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‘勿用非谋非彝。

夏朝的另一种法律形式是誓，是在军队中适用的强制性规范，其具体表现在《尚书·甘誓》中。在我们的理论中，商品交换的出现，引致了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，这为社会对立的日益加剧和恶化提供了现实性。

选张释之为廷尉，罪疑者予民，是以刑罚大省，至于断狱四百，有刑错之风。[76] 见《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》，载《大清法规大全·外交部》卷19，第2153页，高雄考证出版社1972年版。隋炀帝比乃父更甚，初即位时，以百姓久厌严刻，喜于刑宽，修改《开皇律》制定《大业律》，似有一新法制的模样，但又外征四夷，内穷嗜欲，……乃益肆淫刑，弄得百姓怨嗟，天下大溃。晋袭魏祚之后，在汉、魏律的基础上结成《晋律》二十篇，多依魏《新律》篇目，少有增删。

另外，晋国的《刑鼎》、《被庐法》，宋国的《刑器》，楚国的《仆区法》、《茆门法》等，也是一时之选。[83] 参见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十二、十三章。二 中华法系的核心法理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。王国维先生在其《殷周制度论》中说：周之制度典礼，乃道德之器械，而尊尊、亲亲、贤贤、男女有别，四者之结体也，此之谓民彝。

这部新刑律的修订虽说也参照了《唐律》以来的旧有规定，但大部分是根据西方法系的最新法案编纂的，其中涉及纲常伦理的部分多有改动或未纳入，特别是未婚通奸不入刑，引致猛烈的抨击，认为大违于礼教。[81]这些法典及其他法律法规汇编成册，通称为《六法全书》，完成了法律形式的近代化。

[9] 参见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29—31页。刑法方面总的有《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》，单行的有《戒严法》，《治安警察条例》，《惩治盗匪法》，《陆军惩罚令》，《陆军刑事条例》，《海军刑事条例》，《徒刑改遣条例》，《易笞条例》，《乱党自首条例》，《边界禁匪章程》，《私盐治罪法》等。

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59—65页。……是周制刑之意，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，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，盖可睹矣。薄刑用鞭扑，以威民也。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51—54页，第187—191页。以上我们只是从众多的关于礼与法、德与刑关系的论证中撷取了一小部分，足以看出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的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，蔚成传统，于是我们在《唐律疏议》中看到了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经典表述，这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，也是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法系相区别的重要标识。但是，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革命性、创造性同时又具破坏性的经济形式，它自身具有内在动力，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，不断实现自身突破，使人类的物质财富不断加增，同时也使人类的贪婪、争斗、仇恨、罪恶日见其盛。

盖刑乱国之典，非百世通行之道也。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5—8页。

更糟糕的是，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发明，正如《明史·刑法志》所说：刑法有创立自明，不衷古之者，廷杖、东西厂、锦衣卫、镇抚司狱是已。政治上的民主，选举权，言论、集会、结社、出版等自由又都成了公法的主角。

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46—50页，第183—187页。[22]这个道是统揽天地、无远弗届的。

道之以德，齐之于礼，有耻且格。[13]从现有的资料看，礼的出现应早于刑，关于礼的记载更久远，更完备。这种现实性表现在人性上，呈现出人性善与恶的历史分野。第三且最持久最深重的隐患是对中华法系的抛弃。

[14]这里谈到礼与刑的关系，正因为礼不敷其用，才有刑的出现。对于这种状况，或许会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中国还是民主的小学生，中国的民主不能一蹴而就，还得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

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讲，西方法系的引入，算一个历史进步。在诉讼制度上，有类似于现代的公诉和自诉，也有了管辖权的划分。

自此以后，随着西方法系的渐次入侵，中华法系被鲸吞蚕食，道德伦理逐渐在法律中淡出，权利意识愈显突出，完成了西方法系的全面替代。《明律》以六部分篇即滥觞于此。

早在原始部族时期，礼可能作为部族内部的行为规范就已存在，或是习惯，或是约定俗成，终究汇成中华文明中特有的礼经，规范指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，从其内容看，主要倡导人们崇尚和谐、友善、有序的生活。[72] 宋朝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不抑商的朝代。与此同时，《大清现行刑律》也编纂完成，于1910年颁行，该刑律有一些新的变化，在体例结构上作了较大改变。在我们论证的这一历史时期，商品生产与交换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，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自给自足、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。

[4]主要的罪名有暂遇奸宄、颠越不恭、破律乱政、三风十愆、言行惑众，从这些罪名看，欺诈、造谣、违法、犯上、淫乱等都已入刑。周公的明德慎罚，汉文帝的废除肉刑，唐太宗的死刑五覆奏等是中华法系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的标志性事件，中华法系的通情达理、援经据律、务从宽简、化重为轻，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法系相较，是有突出优势的。

法律在中国最早是以刑的形式出现的，而刑的出现，一说刑起于兵，是在战争中军令军律的运用。法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、保卫人们生命财产的强制性手段，具有权威性、唯一性，为统治阶级所掌控。

这两种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，前一说中国的民主还得慢慢来，须知民主引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，新中国成立也有七十年了，还说中国是民主的小学生，什么时候才能毕业呀!后一说中国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的民主，似乎有些道理。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，在《盐铁论》中，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各为一方，对法制也曾有过精彩的论辩，现不避烦琐，录之以下。